在我九岁的夏天，时间仿佛是被南方梅雨季的湿气泡软了，变得缓慢而又漫长。

　　我们税务局家属院那栋三层高的苏式红砖楼，被连绵的雨水冲刷得露出了陈旧的底色，楼前那两棵巨大的香樟树，叶子油亮得发黑，终日散发着一股浓郁又清凉的苦香。

　　我的世界，是从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开始的。

　　窗外就是香樟树，雨点打在宽大的叶子上，声音沉闷又连绵，像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催眠曲。

　　我喜欢用手指，在蒙着一层水汽的玻璃上画画，画出一个小人，再看着水珠顺着他画出的身体汇集、滑落，像流下一滴滴眼泪。

　　我们的家很小，三十平米不到，用一道半旧的印花布帘子隔开。

　　帘子外面是妈妈和我吃饭、写字的地方，一张掉漆的方桌，一个吱呀作响的钻石牌吊扇。

　　吊扇转得很慢，像个疲惫的老人，搅动的风也是湿热的。

　　帘子里面是我们的床，我和妈妈一人一头。

　　她头发上蜂花洗发水的清淡香味，混合著樟脑丸和黄梅天的霉味，是我童年里最能让我感到安稳的气息。

　　爸爸是什么味道，我已经彻底忘记了。

　　妈妈说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，跑运输，一年到头也回不来。

　　但我隐约知道，这只是她编造的，说给我听，也说给邻居们听的谎言。

　　因为有一次，我无意中在床底的木箱里，翻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、纸张已经泛黄的《离婚协议书》。

　　我认识那上面的字。

　　我没有问妈妈，只是默默地把那张纸重新折好，放回了原处。

　　从那天起，我学会了做一个比同龄人更沉默的孩子。

　　妈妈叫程蕾，是县税务局的一名干部。

　　每天早上，她都会在帘子后面换上那身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税务制服，把长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利落的发髻。

　　她皮肤很白，是那种常年在室内不见阳光的、细腻的白，细边的眼镜让她看起来比同龄的阿姨们多了几分书卷气。

　　她总是先给我冲好一碗麦乳精，再卧一个荷包蛋，看着我吃完，然后骑上那辆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，消失在巷子口的雨雾里。

　　她的自行车后座，曾经是我的专属座位。

　　但上了小学后，她就不怎么带我了。

　　她说，男孩子要学会自己走路。

　　于是，我每天就撑着一把小黄伞，踩着地上的水洼，独自去上学。

　　税务局家属院离我的学校不远，要穿过一条长长的、铺着青石板的老街。

　　街两边是各种各样的店铺：散发着药材味的药铺，挂着腊鸭和香肠的南货店，还有一家理发店，门口总坐着几个穿着跨栏背心、摇着蒲扇的老头。

　　生活就像我们家那台老旧的莺歌收音机，每天在固定的时间，播放着固定的节目。

　　早上是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，中午是评书《杨家将》，晚上则是《城乡点歌台》。

　　日子平淡，琐碎，但有一种让人心安的规律感。

　　妈妈就是这个规律的维护者。

　　她的生活，就像一本被她反复审计过的账册，每一笔开销，每一个步骤，都被精确地计算和安排过，严丝合缝，井井有条。

　　比如，我们家的晚饭，总是雷打不动的三菜一汤。

　　一荤，一素，一个炒时蔬，再加一碗紫菜蛋花汤。

　　荤菜通常是她从菜市场买来的、最便宜的带点肥的猪肉，切成薄片，用酱油和淀粉腌过，再和青椒一起爆炒。

　　她说，男孩子要长身体，不能缺了油水。

　　她的厨艺算不上好，做的菜总是清清淡淡，但她切的菜，却像她的字一样，工整得近乎偏执。

　　土豆丝细得像粉丝，豆腐干切得像火柴棍，青椒的棱角都被她细细地剔掉。

　　她对“整洁”有一种近乎苛刻的追求。

　　地面永远拖得一尘不染，能映出人影。

　　衣服永远叠得有棱有角，塞在散发着樟脑丸气味的木箱里。

　　就连我那本被翻得卷了边的哪吒闹海连环画，只要被她看见，她也一定会停下手里的事，用她那双漂亮的手，一点一点地将书页抚平，再用一个小小的铁夹子夹好，端端正正地放在桌角。

　　而这份近乎偏执的秩序感，在她每天下班后，换下那身蓝色税务制服时，会以一种更私密、也更让我着迷的方式，展现出来。

　　我们家的卫生间很小，就在厨房旁边，没有门，只挂着一道半旧的塑料帘子，上面印着褪色的小鸭子图案。

　　每天傍晚，妈妈从医院回来，第一件事，就是走进那道帘子后面，里面会传来哗哗的水声。

　　南方的夏天，天气闷热，她从单位回来，脚上总是穿着一双薄薄的、肉色的丝袜。

　　那种袜子，家属院里很多阿姨都穿，但没有谁穿得像她那么好看。

　　她脱下来的袜子，从不会像爸爸以前那样，随手扔在床边或椅子上。

　　她会先用清水，仔细地将它们洗干净。

　　我常常假装在客厅里玩弹珠，眼睛却不受控制地，被帘子下方露出的那一小片光景所吸引。

　　我能看到她赤着脚，踩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。

　　她的脚很秀气，脚踝纤细，脚趾圆润。

　　她会把换下来的丝袜，放在一个专用的搪瓷脸盆里，倒上一点点洗衣粉，用她那双漂亮的手，轻轻地、反复地揉搓。

　　那动作，不像在洗一件脏东西，更像是在保养一件珍贵的、易碎的艺术品。

　　白色的泡沫，会顺着她洁白的手腕，缓缓地往上爬。

　　洗完后，她会把袜子拧干，但又不会拧得太干，生怕破坏了那脆弱的、几乎看不见的纤维。

　　然后，她会用两个小小的、带着粉色塑料夹子的衣架，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分别夹好，挂在卫生间里那根专门牵出来的、细细的铁丝上。

　　那两只被水洗过、半透明的袜子，就在那里，安静地、一滴一滴地往下滴着水。

　　水滴落在下面的脸盆里，发出“嘀嗒、嘀嗒”的、极有规律的声响。

　　我们家那盏昏黄的灯泡，光线会穿透那层薄如蝉翼的尼龙材质，让它看起来像两条被挂起来的、散发着朦胧光晕的、有生命的蝉蜕。

　　一股混杂着蜂花牌檀香皂和她脚上独有的、淡淡的汗味的、温暖而又陌生的气息，会从帘子后面，悄悄地弥漫开来，萦绕在整个屋子里。

　　我总会忍不住，想凑近了去闻。

　　有时候，趁她不注意，我会偷偷地溜进卫生间，站在那两只正在滴水的袜子下面。

　　我会仰起头，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一口气。

　　那股味道，会钻进我的鼻子里，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、心跳加速的眩晕。

　　那不是单纯的香味，那里面，有妈妈的温度，有她的疲惫，有她走过的路，有她身上那种永远干净、永远一丝不苟的、属于她自己的味道。

　　这种秩序感，是她在那个混乱的、黏稠的夏天里，为我们俩建立的唯一避难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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