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关于新华书店的约定，最终没有实现。

　　周末，曾文静没有来找我。

　　周一上学时，我看到她的座位是空的。

　　后来听班长说，她发烧了，请了病假。

　　一连好几天，她都没有来学校。

　　我心里空落落的，像是被挖掉了一块。

　　我想象着她一个人躺在床上，额头上盖着湿毛巾的样子。

　　我甚至想过，放学后，去她家看看她，但又不知道该带些什么礼物，最终也只是想想而已。

　　没有了曾文静的教室，变得有些乏味。

　　林海峰也没有再来找过我的麻烦，他似乎找到了新的乐趣。

　　课间的时候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，在走廊里追逐打闹，而是会和几个同样家境不错的男生，围在一起，神秘兮兮地讨论着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话题，比如“OICQ的等级”、“千年里的僵尸”，或者“传奇里的裁决之杖”。

　　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脸上带着一种属于成年人的、秘而不宣的优越感。

　　而我，则彻底地退回到了自己的壳里。

　　我的世界，又重新变回了只有妈妈，和我们家那间不到三十平米的、充满了檀香皂味道的单身宿舍。

　　妈妈似乎并没有察觉到我的这些变化。

　　她全部的精力，都投入到了那场席卷了整个税务系统的“税改”浪潮，和那本永远也看不完的《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》里。

　　她的忙碌，不再像以前那样，带着一种为了生计而奔波的疲惫。

　　而是一种更主动、更亢奋，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投入。

　　她开始带回来一些我看不懂的、画着各种流程图的草稿纸，上面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，标注着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。

　　她会在饭桌上，一边吃饭，一边对着那些草稿纸出神。

　　有时候，她的筷子会停在半空中，眉头紧锁，然后又突然像想通了什么似的，眼睛一亮，立刻放下碗筷，拿起笔在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。

　　我们家的那盏15瓦的灯泡，也换成了一个40瓦的。

　　屋子里一下子亮堂了很多，但也让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她日渐消瘦的脸颊，和眼角那些因为睡眠不足而爬上来的细纹。

　　一些新的、不属于我们家原有生活轨迹的东西，也开始悄无声息地出现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放学回家，看到妈妈正在厨房里，用一把崭新的、我从未见过的白色陶瓷刀，切着番茄。

　　那把刀的样子很奇特，刀身雪白，比我们家那把用了多年的铁皮菜刀要轻巧、锋利得多。

　　她用它切菜，几乎听不到“笃笃”的声音，只有刀刃划过番茄时，那种极其顺滑的、轻微的“嘶嘶”声。

　　我问她，这刀是哪儿来的。

　　她切菜的手顿了一下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单位发的。说是……进口的，让我们这些先进工作者，体验一下新产品。”

　　她的解释，听起来天衣无缝。

　　还有一次，我们家的吊扇坏了，在那个闷热的初秋，变成了一个纹丝不动的摆设。

　　舅舅程伟不知从哪儿打听到这个消息，又提着一网兜橘子，从乡下赶了过来，自告奋勇地说要帮我们修。

　　他踩着凳子，拆了半天，弄得满地都是灰尘，最后满头大汗地宣布，是里面的线圈烧了，得换个新的。

　　就在妈妈为了买新吊扇的几十块钱而发愁时，第二天下午，两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，抬着一台崭新的“美的”牌落地扇，敲响了我们家的门。

　　那台电风扇，是白色的，有着漂亮的流线型设计，可以摇头，可以定时，比我们家属院里任何一家的电风扇都要高级。

　　工人说是税务局家属区的福利，统一更换老旧电器，让我们签字就行。

　　舅舅在一旁看得眼睛都直了，他围着那台新电扇，啧啧称奇，一个劲儿地夸“党的政策好”，夸“税务局的福利就是不一样”。

　　只有我知道，那天，家属院里，除了我们家，没有第二家换了新电扇。

　　妈妈没有再解释什么。

　　她只是在签收单上，用她那手漂亮的字，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　　然后，她把那台坏掉的旧吊扇，仔仔细细地擦拭干净，用报纸包好，放在了床底下。

　　那个晚上，舅舅赖在我们家，非要体验一下新电扇。

　　我们三个人，坐在桌边吃饭。

　　落地扇开着最低档的风，安静又柔和地吹着。

　　舅舅吃得满嘴流油，一个劲儿地夸风扇好，说这风吹在身上，感觉都比别人的金贵。

　　妈妈却没什么胃口。

　　她只是沉默地吃着白米饭，眼神，时不时地，会飘向那台正在安静运转的、雪白的电风扇。

　　那眼神很复杂，像是在看一个朋友，又像是在看一个债主。

　　夜里，我被客厅里传来的、压抑的说话声吵醒。我悄悄地掀开帘子，看到舅舅和妈妈，正坐在桌边。

　　“姐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”是舅舅的声音，他大概又喝了点酒，带着几分试探和好奇，“这又是送刀，又是送电扇的……你这到底是走了什么运道？姐夫虽然没了，但咱爸这病，也算是因祸得福了……”

　　妈妈背对着我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。

　　我只听到她用一种极其疲惫，又极其冰冷的声音说：“程伟，不该你问的，别问。吃你的饭，住你的，再多说一句，就回乡下去。”

　　“我这不是关心你嘛！”舅舅急了，“姐，你一个女人家，带着个孩子，不容易。这无缘无故的，又是送这又是送那的，我怕你……我怕你被人骗了！”

　　妈妈慢慢地转过头，昏黄的灯光下，她的脸，白得像一张纸。

　　她说：“我自己的事，心里有数。你只要记住，安安分分地过日子，别再给我惹事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忙了。”

　　舅舅被她那副样子吓住了，不敢再说话。

　　一个星期后，曾文静终于回到了学校。

　　她看起来瘦了一些，脸色也有些苍白，不像以前那么有精神了。

　　我把这几天老师讲的课，都记在了本子上，下课后，拿给她看。

　　“谢谢你，何晨。”她对我笑了笑，那笑容里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疲惫。

　　那天下午放学，我跟她一起走出校门。快到她家楼下的时候，我看到她的脚步，明显地慢了下来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从她家那栋楼里，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。

　　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女人的声音尖利，男人的声音压抑。

　　虽然听不清在吵什么，但那股暴躁的、充满火药味的气氛，隔着很远都能感觉到。

　　我看到曾文静的身体，猛地僵硬了一下。她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，低着头，双手紧紧地攥着书包的背带。

　　我小声问她：“怎么了？”

　　她没有回答我，只是抬起头，对我勉强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没什么。我……我到家了。你快回去吧。”

　　她说完，就匆匆地跑进了楼道，像是在躲避什么一样。

　　我站在她家楼下，还能隐约听到楼上传来的、断断续续的争吵声。我忽然明白了，她那天没有来找我，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发烧。

　　原来，她那个看起来那么完美、那么令人羡慕的家，也会有这么大的吵架声。

　　原来，她那双总是亮晶晶的眼睛里，也会藏着和我一样的、不想被人发现的秘密。

　　我站在那棵高大的黄桷树下，看着她家亮起灯光的窗户，心里忽然没有那么自卑了。但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更深沉的、说不清的难过。

　　那个秋天，我和曾文静，都长大了不少。我们都学会了，把各自家里的那扇沉重的大门，在心里，关得更紧了一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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