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夏的雨，不像春天那么温柔，也不像盛夏那么暴烈。

　　它总是来得不声不响，细得像牛毛，密得像一张网，能把整个县城都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、潮湿的、怎么也晾不干的愁绪里。

　　我们家属院后面那条常年干涸的护城河，因为上游水库的整修，莫名其妙地蓄上了水。

　　河水是浑浊的、黄绿色的，上面漂着一层白色的泡沫和不知从哪儿冲下来的、腐烂的树叶。

　　河水一来，那些不知在泥里蛰伏了多久的蛤蟆，就都活了过来。

　　每天晚上，从河边都会传来震耳欲聋的、一片“呱呱”的蛤蟆叫声。

　　那声音，充满了原始的、躁动的生命力，像一锅烧开了的水，搅得整个家属院的人都睡不好觉。

　　妈妈还在绣着那幅永远也绣不完的星空。

　　只是速度越来越慢了。

　　我发现，她开始频繁地感到疲倦，常常绣着绣着，针还捏在手里，人就已经靠在椅子上，沉沉地睡着了。

　　她解释说是春天到了，犯春困。

　　那个周末的下午，我正在和我那本永远也写不完的寒假作业较劲。妈妈的行为出现了两个巨大的、让我感到不安的反常。

　　她第一次主动地，翻出了那个落满了灰尘的、用来装换季衣物的旧皮箱。

　　她把那些早已穿不下的、带着一股淡淡奶渍味的婴儿服，洗得发白的、屁股上还带着两个洞的开裆裤，一件一件地，拿了出来，在灯下，仔仔细细地看，又仔仔细细地叠好，像是在清点着一些早已被遗忘的、珍贵的遗物。

　　然后，她又拿出了那件她织了快一年的、深灰色的毛衣。

　　那件毛衣，因为我的个子长得太快，已经有些短了，袖口紧紧地箍在我的手腕上，像一副柔软的镣铐。

　　她却找来一把小剪刀，把已经织好的袖口和下摆，小心翼翼地全部拆掉。

　　那些原本排列整齐的、紧密的毛线圈，在她手里变成了一蓬蓬混乱的、卷曲的、像方便面一样的曲线。

　　然后，她接上新的毛线，开始重新往下织。

　　我看着她那个专注的、微微弓起的背影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、巨大的恐慌。

　　我觉得，她不像是在织毛衣，更像是在和一个看不见的、飞速流逝的时间赛跑。

　　“妈，”我终于忍不住，放下了手里的笔，“这毛衣都旧了，还织它干嘛？”

　　她没有抬头，只是手上的动作，慢了一点。她说：“旧是旧了点，但毛线是好毛线，暖和。你这孩子，长得太快，

　　像雨后的笋一样。今年织的，明年就穿不上了。”

　　她顿了顿，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眼神里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深切的、仿佛要穿透我看到很多年以后的温柔和忧虑。

　　她说：“妈妈……可能要出趟远门。要去省里，学习。要去很久，可能……要一年。”

　　她继续说：

　　“我怕我走了，没人给你织新毛衣。先把这件加长一点，你今年冬天，就还能再将就着穿一年。等明年……明年妈妈回来了，再给你织件新的、更大的。”

　　那个下午，妈妈对我说，工会的汪阿姨，要带我们去一个叔叔家认认门。她的语气很平静，像是在通知我晚饭吃什么一样，不带商量的余地。

　　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
　　“汪阿姨”这个名字，对我来说，就像一个密码，它总是在我们家某些重大事件发生前出现。

　　我放下笔，心里充满了那种熟悉的、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推着往前走的、无力的抗拒感。

　　我不知道要去见谁，要去认什么门，我只知道，这又是一场我无法拒绝的、被安排好的戏。

　　汪主席果然已经在楼下等着了。她今天穿了一件很鲜艳的、带着大花朵的连衣裙，脸上堆满了那种职业化的、不容置疑的热情。

　　我们跟着她，穿过几条陌生的、散发着一股煤烟和潮湿味道的小巷，来到了一个和我们家属院很像，但更破旧、更拥挤的筒子楼前。

　　楼道里很暗，墙壁上，用粉笔画着各种歪歪扭扭的跳房子的格子。

　　空气里，有一股淡淡的、属于劣质香烟的烟草味，和一股炒菜时辣椒被呛到的味道。

　　我跟在妈妈身后，闻着她身上那股熟悉的、干净的玫瑰香皂味，我觉得，她和这个地方格格不入。

　　一个穿着崭新的、甚至连折痕都还没消掉的蓝色工装的男人，早已像迎接贵客一样，等在了门口。

　　他看起来很局促，两只粗糙的大手，不停地在裤子上擦着。

　　他身后，还躲着一个小女孩。

　　汪主席热情地指着那个男人说：“程蕾，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陈师傅。老陈，这就是我们局里的大才女程蕾，和她儿子晨晨。”

　　那个被称作“老陈”的男人，对着我妈妈，憨厚地、近乎于讨好地笑了笑。

　　而他身后那个小女孩，梳着两条小辫子，也从门后探出半个脑袋。

　　她的眼睛又大又黑，像两颗潮湿的、黑色的玻璃弹珠。

　　她没有看我，而是用一种我看不懂的、充满了审视和警惕的目光，死死地盯着我妈妈那双穿着半高跟皮鞋的、干净的脚。

　　汪主席像一个熟练的导演，掌控着全场的节奏。她先是热情地介绍着双方，然后便和妈妈、老陈，开始拉着一些关于旧事的、温情的家常。

　　我被安排着，和那个叫默默的小女孩，一起坐在里屋那张小小的、桌面被刻得坑坑洼洼的书桌旁，“一起写作业”。

　　里屋的光线很暗，只有一盏拉线开关的、昏黄的灯泡，从天花板上垂下来。

　　空气里，有一股橡皮屑、铅笔末和一种小女孩头发上特有的、淡淡的洗发水香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。

　　她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，拿出作业本。

　　她只是坐在我对面，两只手托着下巴，用她那双又大又黑的、不带任何表情的眼睛，一动不动地，看着我。

　　那不是一种单纯的好奇。

　　那是一种更复杂的、类似于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木匠，在审视一块即将被用来雕刻的、陌生的木头的目光。

　　她在看我的纹理，在掂量我的质地，在判断我身上，有哪些看不见的、柔软的或者坚硬的地方。

　　我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，只能低下头，假装很认真地在整理我那个从书包里拿出来的、铁皮的文具盒。

　　过了一会儿，她像是终于完成了她的审视。

　　她站起身，绕过小小的书桌，走到了我的身后。

　　我能感觉到，她那小小的、瘦弱的身体，就站在离我不到一臂的地方。

　　我甚至能闻到，她身上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旧衣服上，残留的、阳光的味道。

　　她伸出一根细细的、有些冰凉的手指，轻轻地，敲了敲我摊开在桌上的、那本作文簿的封面。

　　“这是你的？”她问，声音很清脆，也很好听，但那调子里，却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、平铺直叙的冷静。

　　我“嗯”了一声。

　　她没有再问，而是自顾自地，翻开了我的作文本。

　　她的手指，翻动纸张的声音很轻。

　　我看到，她翻到了我前几天刚写完的那篇、被语文老师用红笔在末尾画了一个大大的“优”，还批注了“感情真挚，文笔流畅”的作文。

　　她看着那个红色的“优”字，和那行同样是红色的批注，看了很久。

　　然后，她抬起头，目光越过我的肩膀，看向了客厅里，那个正和汪主席、老陈谈笑风生的、我的妈妈。

　　她没有说话。

　　她只是用那根冰凉的手指，在那个红色的“优”字上，极其缓慢地、一圈一圈地，画着圈。

　　那动作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却像一个无声的、充满了嘲讽意味的问句。

　　我感觉自己的脸颊，开始发烫。我下意识地，想把那本作文簿合上。

　　就在我的手，即将触碰到作文本的时候，她突然开口了。

　　她转回头，把那双又大又黑的、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一样的眼睛，重新聚焦在了我的脸上。

　　她问了一个让我瞬间如坠冰窟的问题：

　　“哎，我问你，” 她说，语气，是那种孩子气的、不带任何掩饰的、纯粹的好奇， “让你妈妈，也来我们学校，当一次家长。我们的老师，是不是……也会给我的作文本上，画一个这么大的圈啊？”

　　一股巨大的、被当众剥光了衣服的羞耻感，像一盆滚烫的、带着冰碴的冷水，从我的头顶，浇了下来。

　　我能感觉到，我脸上的血，在一瞬间全都褪得干干净净。

　　我张了张嘴，想反驳，想说“不是这样的”，想说那个“优”，是我自己一笔一划写出来的。可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
　　因为我内心深处，有一个小小的、诚实的声音在告诉我，她说得，或许并没有错。

　　我只能低下头，看着自己那双因为紧张而攥得紧紧的、指节发白的手。

　　她看到我这副样子，没有再追问。

　　她只是撇了撇嘴，那嘴角勾起了一抹极其微弱的、孩子气的、胜利的弧度。

　　然后，她就重新坐回了自己的那个小板凳上，像一个打了胜仗的、高傲的女王，再也没有看过我一眼。

　　客厅里，大人们的谈话，还在继续。

　　我听到汪主席，终于，像一个宣布最终议程的主持人一样，清了清嗓子，把话题引入了正题。

　　“老陈啊，”她说，语气里，充满了那种精心安排好的随意，“程蕾要去省里学习一年的事，我上次在电话里，也跟你说过了。你看，我们程蕾一个女人家，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晨晨这个宝贝疙瘩。今天带孩子来，就是让他提前认认家门，以后啊，就要在你这里，叨扰一年了。”

　　没等一脸憨厚的老陈做出反应，妈妈就从她那个半旧的布兜里，拿出了一张纸，和一个信封，放在了桌上。

　　那张纸，是我们小学生用的那种作业本纸，上面，用她那手漂亮的、工整的字迹，密密麻麻地，写满了一行行的字。

　　我伸过头，看到了那张纸上的内容。

　　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脏，像被一只冰冷的手，给狠狠地捏住了。

　　那不是一封信，而是一张清单。

　　上面，极其详细地，罗列着我的所有生活习惯和注意事项：

　　“一、晨晨早上七点起床，习惯喝一杯温水。”

　　“二、他不吃葱和香菜，炒菜时请不要放。”

　　“三、他有过敏性鼻炎，家里不能有太多灰尘，被子要勤晒。”

　　“四、他性格内向，如果和默默闹了矛盾，请不要先责骂他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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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清单的最后，是一行加粗的字：“每月生活费伍佰元整，将于每月一日前，准时汇入您的账户。”

　　一股巨大的、被连根拔起的恐慌，像一阵冰冷的潮水，瞬间就淹没了我的喉咙。

　　我感觉自己像一只一直被抱在怀里的小动物，突然被人不由分说地，塞进了一个陌生的、冰冷的笼子里。

　　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猛地抬起头，冲到了妈妈的身边，紧紧地抓住了她那只手。

　　“妈，”我带着哭腔，声音颤抖地问，“你是不是……是不是病得很重？”

　　在我当时那小小的、充满了恐惧的世界里，只有最严重的、治不好的病，才需要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，学习那么久。

　　我想起了她在体检时的反常，想起了她在镜子前按压小腹的样子，想起了她最近总是喝不完半碗饭的、苍白的脸。

　　“我不去！我哪儿也不去！”我把脸，埋在她那件带着一股淡淡机油味的、粗糙的旧毛衣上，放声大哭，“我要跟你在一起！你要是病了，我照顾你！我不要别人照顾我！一年……一年太长了……”

　　我的眼泪很快就浸湿了她胸前那片布料。

　　我能感觉到，我的哭声像一块烧红的烙铁，让她那具总是挺得笔直的、坚硬的身体，在那一瞬间，剧烈地颤抖了一下。

　　房间里，因为我突如其来的、撕心裂肺的哭喊，而陷入了一片死寂。

　　老陈变得更加手足无措，那个叫默默的小女孩，也吓得往她爸爸身后缩了缩。

　　只有汪主席，还保持着那种职业化的笑容，想开口说些什么来圆场。

　　但妈妈比她更快。

　　我感觉到，她那只被我紧紧抓着的手，反过来用一种近乎于痉挛的力道握住了我的手。

　　然后，她另一只手极其缓慢地，极其僵硬地落在了我的头顶上轻轻地抚摸着。

　　那是我记事以来，她第一次在外人面前做出如此亲昵的动作。

　　她没有推开我。

　　她只是把下巴，轻轻地，抵在我那颗毛茸茸的、埋在她怀里的头顶上。

　　我听不到她的声音，但我能感觉到，有什么温热的、小小的、湿润的东西，一滴一滴地，落在了我的头发上。

　　过了很久很久。

　　她才缓缓地，用一种极其沙哑的、仿佛是从另一个遥远的世界里传来的声音，对那个一脸憨厚的老陈说：

　　“陈大哥，你……你先带默默，出去转转吧。我……我跟孩子，再说几句话。”

　　汪主席立刻心领神会地站起来，拉着还在发愣的老陈和默默，走出了房间，还体贴地，为我们关上了门。

　　屋子里，只剩下我和妈妈两个人，和那片巨大的、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　　她没有再流泪。

　　她只是抱着我，像在抱着一件冰冷的、正在慢慢失去温度的东西。

　　她的手，在我那因为哭泣而汗湿的背上，一下一下地，轻轻地拍着，就像我小时候，哄我睡觉时一样。

　　然后，我听到她，在我耳边，用一种近乎于耳语的、带着一种被彻底抽空了所有力气的、虚脱般的声音，说：

　　“晨晨，别瞎想。妈妈身体好着呢。”

　　她的声音里，带着一丝我熟悉的、纠正我写错字时那种不容置疑的、淡淡的斥责意味。

　　“就是去读个书。单位里，别人想去，还没这个机会呢。”

　　她顿了顿，把我那颗毛茸茸的、埋在她怀里的头，往外推了推，强迫我看着她的眼睛。

　　她的眼圈通红，但眼神，却像两口深不见底的、冰冷的古井。

　　“你都这么大了，是个男子汉了。不能再像个鼻涕虫一样，天天黏着妈妈。”

　　“听话。就一年。你好好上学，妈妈也好好学习。咱们比一比，看谁厉害，好不好？”

　　那一刻，我所有的眼泪，都像被一股无形的、巨大的寒流，给瞬间冻住了。

　　我从她怀里，抬起头，看着她那张布满了泪痕的、陌生的、坚硬的脸。我忽然明白了，她今天，不是在和我商量。

　　她是在通知我。

　　她是用她那一生中，唯一一次的、短暂的温柔和眼泪，来执行一场不容置疑的、早已决定好了的、漫长的别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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