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社那天，天很晴。

　　天台的水泥地晒得发烫，昨夜的雨水还积在裂缝里，蒸出咸腥的尿骚味。

　　四周站着几个比他大三四岁的少年，穿背心、吊脚裤，神情不一，有的桀骜，有的拘谨。

　　陈安穿得整齐，旧牛仔裤，洗得发白的T恤，袖口还算干净。

　　他没站在人堆里，只靠在水塔阴影下，像个误闯进来的孩子。

　　炳叔没来。是“阿来哥”接待的，一个瘦高男人，脸上几道老疤，嗓音像烟灰刮过铁皮。

　　“你就是那个‘安仔’？”阿来盯着他，“炳叔提过，说你干活不多嘴。”

　　陈安点点头。

　　“干嘛突然想通了？”

　　“算过了。”他说，“不进来，命也不长。”

　　“哧，”阿来笑了声，“这么老成？今年几岁了？”

　　陈安在心里算了一下，“十二。”

　　原来他已经活了十二年。没死，还不错。

　　阿来没再多问，递来一根香烟：“规矩是抽一口，表个态。你不抽也行，放耳朵后头。记住今天是几号，往后有了事，也好说你是哪天入的门。”

　　陈安没接烟。

　　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截削短的铅笔芯，干净利落地在天台边的墙面刻下几个字：

　　“九一零。”

　　刻完才想起，要等十一月过完生日，这十二岁才算数。

　　“够拽，”阿来咧嘴笑，“那这天就是你入社的日子。你暂挂外围，先跟着阿聪混，有事自己睁眼。别以为你聪明，社团里死得最多的，就是觉得自己最聪明的。”

　　陈安点头：“明白。”

　　第一次跟人收数，是跟着阿聪去的。

　　那天落雨，城寨巷口积了水，泥混着烟头漂在地上，一脚踩下去能溅半条裤腿。

　　阿聪把外套披在肩上，手上晃着把铁尺，嘴里叼烟，走路一晃一晃。

　　铺子是间旧电器维修铺，铁闸没全拉起，门口的招牌还是上个年代的红底白字，字边斑驳露了铁。

　　屋里摆着几台拆了一半的电视和风扇，一股潮湿电焦味扑面。

　　老板是对年逾六旬的夫妻，手脚麻利但脸上刻满了风霜，一看就没多少积蓄。

　　阿聪让陈安跟在身后，吩咐道：“到了就先报数，三零零。”

　　所谓“三零零”，就是每月三百块保护费。客人走了，阿聪从阴影里走出来，拍了拍柜台：“阿伯，今日生意不错啊。”

　　陈安跟着上前，低声开口：“三零零。”

　　老板转身从抽屉里拿钱。

　　那双手有些抖，像刚泡过热水，指节泛红，拇指上的老茧裂了一道口子。

　　老板娘站在一旁，低头没说话，嘴角往下耷着。

　　阿聪回头看了眼陈安：“接钱，数好。”

　　陈安上前，双手接过钞票。纸币带着机油味，边角都起了毛边。他点完数，轻轻点了下头，把钱装进信封。

　　出门后，巷子里风一吹，他才慢慢松了口气。

　　阿聪在前头打电话，说着要去下一家。陈安站在原地，没急着跟上去。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信封，又抬头看了眼头上挂在楼角的招牌。

　　阿聪一路吹口哨，转进巷子时说：“以后这种小铺子，就你来跑，他们都懂规矩，动作干脆点，别一副跟人要饭的样。”

　　陈“嗯”了一声，没多说。

　　那包钱还在他兜里，不重，但不知怎么就让他总想抬头看看天。

　　今晚天很暗，没星星，也看不见天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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